佛教上座部律、经、论疏释的总称。原系古僧伽罗文，包括《大疏》等古代僧伽罗少门的著述共28种。5世纪时，由觉音、法护、近军、佛授、大名等人译编为24种用僧伽罗字母写定的巴利语本。大部分是觉音的作品。其中律疏有律藏疏释、波罗提木叉疏释（又名戒本疏）2种；经疏有长部诸经疏释、中部诸经疏释、相应部诸经疏释、增支部诸经疏释4种以及小部诸经如《小诵经》、《法句经》、《自说经》、《本事经》等的疏释15种；论疏有法聚疏释、分别疏释、五论（论事、人说、界论、双对、发趣）疏释等3种。

上座部佛教由锡兰（今斯里兰卡）辗转流布到东南亚各国和中国云南省西南地区之后，其经典和疏释也随之一同流传，并依照传统习惯，转写成泰文、缅甸文、高棉文、老挝文以及3种傣文字母的巴利语音写本。这些著述基本上概括了南传上座部佛教律、经、论的注解，加上觉音所著的《清净道论》，形成了一大部完整的上座部佛教疏释丛书，它在锡兰大寺派传统的基础上阐述了上座部佛教教义，不仅是研究上座部佛教哲学思想的参考文献，而且还保存了大量有关古代锡兰历史的重要史料。（童玮）

巴利语系大藏经(Baliyuxi Dazangjing)

南传上座部所传佛教典籍的丛书。佛教传入锡兰（今斯里兰卡）后，于公元前29年在马塔勒的灰寺举行第四次结集，把历来口传心受的巴利语佛典第一次用僧伽罗文字母音译刻写在铜片和贝叶上。5～9世纪，锡兰多次派遣僧尼到东南亚地区传教，用各种不同文字字母音译巴利语佛典，逐渐形成以泰文、缅甸文、高棉文、老挝文和4种傣文字母音译的巴利语系三藏典籍。这些文字音译本的巴利语系大藏经，其内容基本一致，其编次为：律、经、论和藏外四大部分。律藏分为分别部（戒的条文）、犍度（僧团生活制度）、附篇（戒条的解释）；经藏分为长部（相当于汉译《长阿含经》）、中部（相当于汉译《中阿含经》）、相应部（相当于汉译《杂阿含经》）、增支部（相当于汉译《增一阿含经》）和小部；论藏包括《法聚论》、《分别论》、《界论》、《双论》、《发趣论》、《人施设论》、《论事》；藏外分为注疏和其他两类。注疏原系僧伽罗文共28种，5世纪时由佛音、法护、近军、佛授、大名等编译，为僧伽罗文字母写定的巴利语本24种。其中律藏注疏2种，经藏注疏19种，论藏注疏3种。其他部分包括《岛史》、《大史》、《弥兰王问经》和《清净道论》等4部。现在流传于斯里兰卡、缅甸、柬埔寨、老挝、印度、巴基斯坦、泰国和中国云南省傣、布朗、德昂等民族地区。各种文字字母音译的巴利语系大藏经共有贝叶、纸写和排印的译本8种和日文译本1种。其中有：僧伽罗文字母贝叶本和排印本（67卷），泰文字母贝叶本和两种排印本（39卷本和45卷本），缅甸文字母贝叶本和5种排印本（20卷本、21卷本、37卷本、38卷本和51卷的疏释本），高棉文字母贝叶本和排印本（49卷），老挝文字母贝叶本和排印本，4种傣文字母的贝叶本和纸写本，天城体梵文字母排印本（41卷），拉丁字母排印本（65卷），日本译本南传大藏经（65卷）。1956年，缅甸联邦政府为了纪念释迦牟尼涅槃2500年，邀请缅甸、柬埔寨、锡兰、印度、老挝、尼泊尔、巴基斯坦、泰国等国的比丘2500人，举行第六次结集，根据各种版本和1871年第五次结集的校勘记，对巴利语三藏进行严密的校勘，印成了迄今最完善的巴利语系大藏经。

藏文大藏经(Zangwen Dazangjing )

藏传佛教典籍的丛书。佛教自7世纪初由汉族地区、印度和尼泊尔分别传入西藏地区后，据传在松赞干布执政时，曾派遣端美桑布扎等人到印度学习梵语。学成归来，始创西藏文字，随即用以翻译部分佛教经典。8世纪时，在赤松德赞的大力扶持下，佛教得到很大的发展，兴建了桑耶寺，创办译场，分别从汉、梵文中译出佛教典籍4000多部，并编写目录，藏文大藏经的内容基本形成。全藏分为甘珠尔、丹珠尔和松绷三大类。甘珠尔又名佛部，也称正藏，收入律、经和密咒三个部分，相当于汉文大藏经中的经和律；丹珠尔又名祖部，也称续藏，收入赞倾、经释和咒释三个部分；松绷即杂藏，收入藏、蒙佛教徒的有关著述。

据统计，藏文大藏经（德格版）共收佛教经籍4569种。除佛教经、律、论外，尚有文法、诗歌、美术、逻辑、天文、历算、医药、工艺等。其中属于密教的经轨及论藏等，十之七八是汉文大藏经中所没有的，因此受到国内外学术界的重视。

13世纪以前，藏文大药经以抄写本形式流传。元皇庆二年（1313）至延祐七年（1320）间，在江河尕布的主持下，搜集各地经、律、密咒校勘雕印，是为藏文第一部木刻本大藏经。。乐奈塘古版。其版式采取贝叶经夹形式，长方形散叶两面刊刻，每部（或几部）或数卷以夹板束为一夹。版片及印本均无流传。以后续有刊刻，其中在国内各地刻造的版本有：①永乐版。明永乐八年（1410）在南京据奈塘古版复刻，只刻了甘珠尔。印本大部用朱砂或云硃刷印，亦称赤字版。②万历版。明万历三十三年（1605），续刻了丹珠尔。以上二版早已毁损不存，印本也极少流传。③塔尔寺版。刻于青海塔尔寺，仅有甘珠尔，版片不存。④昌都版。刻于昌都寺，仅有甘珠尔，版片不存。⑤理塘版。明末崇祯（1628~1644）年间由云南丽江纳西族土司木增赞助，据其家藏写本刻制，也仅有甘珠尔。版片于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毁于兵火。⑥北京版又名嵩祝寺版。清康熙二十二年（1683）据西藏霞卢寺写本在北京嵩祝寺刊刻，先刻了甘珠尔。至雍正二年（1724）续刻了丹珠尔。早期印本大部为硃刷，也称赤字版。版片毁于光绪二十六年康子之役。该版藏经因系清王室官本，刻造、装帧颇为精良，版型较一般藏文经大，每夹扉画均为手工绘制，笔触细腻，设色鲜丽，大多出自藏族和蒙族宗教画家手笔。该版藏经曾流传到日本和欧洲。20世纪50年代初，日本曾据以编为151巨册（内含目录一册）影印百余部，分为两种精装本发行。⑦卓尼版。清康熙六十年至乾隆十八年（1753）在甘肃临潭县卓尼寺雕造，版片现已不存。⑧德格版。清雍正八年至乾隆二年在德格县（今属四川）刻造。甘珠尔为理塘版的复刻；周珠尔则据霞卢寺写本并增补布敦目录所收典籍雕造，版藏德格寺。⑨奈塘新版。七世达赖喇嘛据奈塘古版增入布敦目录典籍刻造，甘珠尔成于雍正八年；丹珠尔成于乾隆七年。该经以刻工精港，校勘优良，被誉为最佳版本。版片原藏奈塘寺，已毁损无存。⑩拉萨版。1933年，在十三世达赖喇嘛·土丹嘉措主持下雕造，当时仅刻出甘珠尔。

国外版本有普拉卡版与库伦版两种，有者刻于不丹的夏都普拉止，仅有甘珠尔，版片不存。后者1920年在今蒙古人民共和国首都乌兰巴托刻造。为德格版的复雕本。（童玮）

佛教典籍的丛书。又名一切经、契经、藏经或三藏。内容包括经（释迦牟尼在世时的说教以及后来增入的少数佛教徒——阿罗汉或菩萨的说教在内）、律（释迦牟尼为信徒制定必须遵守的仪轨规则）、论（关于佛教教理的阐述或解释）。大藏经的编纂，始于释迦牟尼涅槃不久，弟子们为保存他的说教，统一信徒的见解和认识，通过会议方式的结集，形成一致公认的经、律、论内容。其后又增加了有关经、律、论的注释和疏解等“藏外典籍”，成为卷帙浩繁的四大部类。原始佛教分裂以后，各大派别大多按照自己的观点编有本派的藏经，但只有上座部的三藏比较完整地保存下来，其他部派的典籍除了在汉文译本中保存一部分外，基本上都已散佚。早期的梵文经典只剩下少数零散贝叶本或纸写本至今尚存，全部三藏已难窥全貌。现存的大藏经，按文字的不同可分为汉文、藏文、蒙文、满文、西厦文、日文和巴利语系等七年系统。此外还有过契丹文大藏经的刻造，但尚未发现传世的刻本。

汉文大藏经为大小乘佛教典籍兼收的丛书。佛教传入中国内地以后的千余年间，仅经录即近50种之多，流传至今尚有20余种，收录的经籍数量不等。各个时代编纂的大藏经，形式和内容互有不同。除房山石经外，宋代以前的基本上都是卷轴装帧的书写本。北宋开宝（968~975）年间，第一部木版雕印的大藏经问世后，历元、明、清至民国，共出版过木放慢和排印本大藏经20种（一说21种）。佛教由中国东传至朝鲜和日本后，高丽和日本王朝均依汉文大藏经进行抄写刻印或排印。《开宝藏》首刻本于宋雍熙元年（984）传入日本，端拱（988~989）年间传到高丽。乾兴元年（1022）和元丰六年（1083）又分别将天禧修订本和熙宁修订本传到契丹和高丽。辽清宁九年（1063），契丹还把新刻就的《契丹藏》印本送给高丽。6世纪中叶，部分汉译佛典通过朝鲜南部的百济国流传到日本。7世纪初，佛教在日本有了很大的发展，各种汉译佛经的写本和历代官私刻本的各版大藏经大量传入日本各大寺院。自13世纪末叶迄20世纪20年代的700多年间，日本佛教界曾依据汉文本的各版大藏经，编纂、雕造、复刻或排印过《弘安藏》、《天海藏》、《黄檗藏》、《弘教藏》、《卍正藏经》、《卍续藏经》和《大正新修大藏经》等7种版本的汉文大藏经。20世纪初，日本佛学界还将小乘上座部三藏译为日文本的《南传大藏经》65卷，并编辑出版《国译大藏经》、《国译一切经》和《日本大藏经》，这三种藏经的内容除中国著述外，还收录了大量的日本章疏及杂著等。

藏文大藏经
在9世纪初叶已译出700余部，其中一部分自汉译本转译。后弘期补译的经籍，以论典和无上瑜伽的经论为多。全藏分甘珠尔、丹珠尔和松绷三大类；甘珠尔收律、经和密咒，丹珠尔收赞颂、经释和咒释，松绷则收藏、蒙佛教徒的有关著述。自元皇庆二年（1313）至民国二十二年（1933），各地共刻造过11种不同版本的藏文大藏经。此外还有刻于不丹的普拉本和今蒙古人民共和国乌兰巴托的库伦本两种。

蒙文大藏
蒙文大藏经先后有四次译刻，最早是元大德（1297~1307）年间在萨迦派喇嘛法光的主持下，由西藏、蒙古、回鹘和汉族僧众将藏文大藏经译为蒙文，在西藏地区雕造刷印；明万历（1573~1620）年间普补译过部分典籍增入刊行；崇祯（1628~1644）初年对旧本进行过鹇刊。清康熙二十二年（1683）由和硕裕亲王福全领衔监修重刻甘珠尔竣工；乾隆六年到十四年（1741~1749）校译重刻了丹珠尔，方始完备。

满文大藏经
满文大藏经于清乾隆三十八年（1773）根据汉文大藏经编次和内容翻译。乾隆五十五年编译刻完，计108函，只收入般若、宝积、大集、华严、涅槃诸部和其他大、小乘单译经及密秘部经咒等共699种。

西夏文大藏经
西夏文大藏经始由汉文大藏经译出。宋景祐元年（1034），《开宝藏》传到西夏（可能是《开宝期待》的天禧修订本），西夏的开国君主赵元昊于兴庆府建造高台寺加以收藏，并召集回鹘僧人译为新创造的西夏文。先后历时53年译毕，共362帙，812部，3579卷。元世祖至元七年（1270）由化身一行国师主持重行校勘并翻译未译的经籍，印制三藏新经。至元三十年，世祖敕令主僧事的西壁土情转知沙门慧中等20余人负责将西夏文旧经送杭州刻印，到大德六年（1302）竣工，前后共刷印了140余藏，但大多毁损无存，现各地发现的经论残卷仅数十种。

巴利语系大藏经
巴利语系大藏经为南传佛教上座部奉行的三藏典籍。流传于斯里兰卡、缅甸、泰国、柬埔寨、老挝和中国云南省傣族地区，是用各种不同文字字母音译的巴利语佛典。除僧伽罗文、缅甸文、泰文、高棉文和老挝文外，傣文有4种不同的方言文字译本，近代还僧加了天城体梵文本、拉丁字母本和日文译本等3种版本。（童玮）

傣文大藏经(Dalwen Dazangjing)

部派佛教南传上座部巴利语系大藏经之一。有三种不同的方言文字写刻本，即西双版纳傣文、德宏傣文和傣绷文，其内容和其他文字的巴利语系大藏经基本一致，也分律、经、论和藏外典籍四大部类，用三种不同的傣文字母音译巴利语原典。除了相应部和增支部收入的各经大部分未曾译出外，其他经籍都有译本。此外，还有用傣文翻译的部分重要典籍和注疏，以及信仰上座部佛教各民族僧侣的著述，涉及天文、历算、医药、历史、语言、诗歌、民间传说、佛经故事等，都被视为佛典在信徒中流传，别具一格。傣文经卷可分为贝叶刻写本和枸皮纸写本两类。纸写本又分为摺装本和书册本两种式样。傣文大藏经的流传地区，以西双版纳傣文和德宏傣文书写的经卷流布面较广，傣绷文经卷则只在耿马的勐定和勐连一带流传。

汉文大藏经(Hanwen Dazangjing )

汉译佛教典籍的丛书。佛教传入中国后，其经典经过历代的翻译、流通，数量日益增多，最后汇集、编纂成“藏”，卷帙浩繁。

编次的形成 据《隋书·经籍志》和《历代三宝记》载：梁武帝萧衍在天监十四年（515）于华林园中总集释氏经典，由沙门僧绍撰《众经目录》4卷。十七年，又命宝唱改定，共1433部，3741卷。这被认为佛教经典编纂为大藏经的首次记录。十余年后，北朝魏孝武帝在太昌元年至永熙三年间（532~534），整理了皇家经籍，命舍人李廓编纂《魏世众经目录》，共427部，2053卷。在此以前，东晋宁康二年（374）虽有道安撰写的《综理众经目录》1卷和南朝宋时编纂的《众经目录》2卷，但只是综集群经，列出目录，并未进行编次，而且这两部较早的经录早已散佚无存，僧绍、宝唱和李廓编撰的经录也已佚失。现在只能从《隋书》和《历代三宝记》的片断记载中，找到一些关于佛典编纂成藏的经过。

自南北朝至唐代，随着译出的佛教经典日渐增多，各家编撰 的经录继起，总计20余种。现除唐代的10种全存外，隋代五种失其二，北魏、北魏、北齐三种全佚，梁代五种存其一。这些经录中，最有研究参考价值的，当推梁天监（503~519）年间僧祐编纂的《出三藏记藏记集》15卷，隋开皇十七年（597）费长房编纂的《历代三宝记》15卷和唐开元十八年（730）智昇编纂的《开元释教录》20卷及“略出”4卷。《开元释教录》博采各家经录的优点，订正疏漏，以编纂严谨、记载翔实和点校精细著称。尤其是“略出”4卷首创以千字文顺序进行编次，更便于寻检；其编目方式为以后雕印大藏经的蓝本。

从南北朝起至木板雕印术发明之前，佛教经典的流通，主要以抄本形式在各大寺院和佛教徒中流传。当时写经之风大盛，成为一种专门的行业。据统计，自南朝陈武帝下令写“一切经”12藏起，至唐显庆末西明寺写一切经止的100余年间（557~660），皇室和民间写经达800多藏，200余万卷；但保存至今的为数甚微，而且有很大一部分流失海外。近年以来，新疆等地又发现不少古代写经，现正在整理研究中。

五代、宋初，雕版事业兴起，始有佛经木刻本。自北宋太祖于开宝四年（971）命高品、张从信两人在益州（今四川成都）雕印第一部大藏经起，至元代末年，据传曾有各种经版20余副。

《开宝藏》
始刻于北宋开宝四年，太平兴国八年（983）完成雕版13万块；以《开元释教录》入藏经目为底本，共480帙，千字文编次天字至英字，5048卷；卷轴式，每版23行，每行14字，版首刻经题、版数、帙号等；卷末有雕造年月干支题记。首刻全藏印本曾于北宋雍熙元年（984）由日本沙门 然传入日本。此后，还经过三次比较重要的校勘修订和不断增入宋代新译及《贞元释教录》入藏的典籍，形成三个不同的版本：①咸平修订本。北宋端拱二年（989）到咸平（998~1003）年间的校订本；②天禧修订本。北宋天禧（1017~1021）初年校订本，曾于乾兴元年（1022）传入契丹和高丽；③熙宁修订本。北宋熙宁四年（1071）的校订本，于元丰六年（1083）传入高丽。

熙宁以后，陆续有新译本增入，到北宋末年，已积累到653帙，6628余卷，增入173帙，1580余卷。《开宝藏》以书法端丽严谨，雕刻精良著称。现存的数卷为开宝年间雕造，并用宋代官用文书的黄麻纸精工刷印，是宋版精品之一。

《契丹藏》
约在辽兴宗（1031~1054）时开雕。又名辽藏。它在《开宝藏》天禧修订本的基础上增收了《华严经随品赞》、《一切佛菩萨名集》、《随愿往生集》、《释摩诃衍论》、《大日经义释》、《大日经义释演秘钞》、《释教最上乘秘密藏陀罗尼集》等当时流传于北方的特有经论译本，先后历时30余年刻成。据辽咸雍四年（1068）燕京天王寺志延所撰《阳台山清水院创造藏经记》载称，这部藏经人579帙，千字文编次天字到 字。以前并未发现有流传的印本，直到1978年修理山西应县木塔时，才在塔中发现50轴残卷；图卷轴本版式为每版24行，每行15~18字不等（也有每行字数较为一致的经卷，如《大未能炬陀罗尼经》卷13，“靡”字号，每行均为17字）。

《崇宁藏》
即福州东禅院本大藏经。福州东禅等觉禅院住持冲真发起劝募雕造。始刻于北宋元丰三年（1080），至崇宁三年（1104）竣工。全藏580函，1440部，6108卷，千字文编次由天字起至虢字止；首次采用摺装式装帧。版式为每版30行，折为5个半页，每半页6行，每行17辽。此后的《毗卢藏》、《圆觉藏》、《资福藏》、《碛砂藏》、《普宁藏》、《洪武南藏》、《永乐南藏》等7种版本大藏经都按此版式不变。

《毗卢藏》
福州开元寺本大藏经。由该寺僧人本明、本悟、行崇等发起劝募，并得到当地信众蔡俊臣、陈询、陈靖、刘渐等的赞助；北宋政和二年（1112）开雕，至南宋绍兴二十一年（1151）竣工。全藏595函，1451部，6132卷，千字文编次天字至颇字。

《圆觉藏》
湖州思溪圆觉禅院大藏经。密州致仕观察使王永从全家发愿捐助，比丘净梵、宗鉴、怀深等负责劝募雕造。约在北宋末年开雕，南宋绍兴二年基本刻完。全藏548函，千字文编次天字至合字，共1435部，5480卷。经版后在南宋淳祐以后移藏于资福禅寺。

《资福藏》
安吉州思溪法宝资福禅寺大藏经。开雕年月不详。南宋淳熙二年（1175）竣工。全藏599函，1459部，5940卷，千字文编次天字至最字，较《圆觉藏》增多51函。圆觉、资福两藏版式相同，所收经籍基本一致，而且圆觉版后又移藏资福禅寺，两者印本不易区别，故有资福本系在圆觉本的基础上增补而成之说。这两部藏经在南宋景定以后的印本，曾陆续传到日本，各寺所藏甚多。清末杨守敬向天安寺（一说为近江国伊香郡菅山寺）购回一部（原缺600多卷），现藏北京图书馆。

《赵城藏》
1933年首次在山西赵城县霍山广胜寺发现。该藏系金代民间劝募，在山西解州（治所在今山西运城西南）天宁寺刻成。又名《赵城金藏》。发起人为潞州崔进之女法珍。相传她断臂劝募刻经，很多佛教信众深受感动，纷纷捐盗协助，甚至有破产应募者。劝募的地区遍及晋南和秦西各州县。约在金皇统九年（1149）以前，于天宁寺组成“开雕大基经版会”负责刻造，金大定十三年（1173）完工。全藏刻成之后，崔法珍于大定十八年将印本送到燕京，受到金世宗的重视，在圣安寺设坛为崔授比丘尼戒。二十一年，崔又将经版送到燕京，刷印流通。两年后，崔受封为宏教大师。

《赵城藏》的原刻版式除千字文编次略有更动外，基本上是《开宝藏》的复刻本；也是卷轴式装帧，每版23行，每行14字。它保留《开宝藏》蜀版（第一部刻印本）的许多特点，在《开宝藏》和它的另一复刻本——《高丽藏》初刻印本都散失的情况下，保存了数千卷《开宝藏》蜀本的原貌，无论在版本或校勘方面，都具有较高的价值。

金末元初，《赵城藏》部分经版毁于兵火。约在元太宗窝阔台八年（1236），耶律楚材主持以半官半私的名义发动其所辖官员协助并在民间劝募，同时召集各地寺院会刻字的僧人到弘法寺补雕缺损经版。补雕后的经版基本上恢复《赵城藏》旧刻的内容；千字文编次由天字到 字，共682帙，6900余卷。但工作草率，字体不一，版式也不一致。每版22~30行，每行14~27字不等，而且还杂有少量书册式经卷在内。现存的《赵城藏》系元中统二年（1261）的补雕印本，共4957卷（1952年又发现62种，162卷，此后还陆续发现过一些零散经册，现存5100余卷）。由于年久散失缺损，明万历二十年（1592），解州静林山万寿禅寺僧悟顺曾抄补若干卷；清雍正九至十一年（1731~1733），在信徒的赞助下，广胜寺又集僧俗进行过一次大规模的抄补。现存的补抄本200余卷，即这两次的补本。因系根据明代《永乐南藏》本进行抄录，编次多见错落重复。

抗日战争期间，日本侵略军曾发动向广胜寺进攻，企图劫走《赵城藏》。中共山西省委获悉后，派出部队进行保护，并将藏经转移到一个山洞中保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找回。由于洞内潮湿，不少卷册遭到毁损。经过十多年的细心修补，终于恢复原貌，现藏于北京图书馆。1959年9月，在西藏萨迦寺北寺图书馆发现31种，559卷卷轴式装帧木刻印本佛经，其编次和《赵城藏》完全一致。从版式、字体、刻工等方面判断，基本上可以肯定是《赵城藏》输版入燕京后的补雕印本。

20世纪30年代，北京三时学会曾把《赵城藏》中所特有而为其他各版藏经中缺少的孤本佛教经籍46种，246卷编为上、中、下三集，缩印成32开本线装120册，分12池发行。

《碛砂藏》
平江府碛砂延圣院大藏经。延圣院在今江苏吴县东湖，后改名碛砂禅寺。约在南宋宝庆至绍定年间开雕；端平元年（1234）编定并刻出天字至合字548函的目录。宝祐六年（1258）以后，因延圣院火灾和南宋垂亡，刻事曾中断30年。元大德元年（1297），由松江府僧录管主八主持，又继续雕刻，到至治二年（1322）竣工。全藏编次从天字至烦字共591函，1532部，6362卷。由于经过两个朝代的更迭和兵燹，原刻版片部分毁损，另用其他散刻本补充。因此后来的印本中夹杂元代寺院所刻的补本，甚至还附有翻刻的《普宁藏》数函在内。现存的陕西开元寺和卧龙寺的全藏（略有残缺），是在明洪武二十三、四年（1390~1391）间刷印的。1931~1935年时，曾用这部藏经影印过500部（缺失者者以资福本、普宁本、景定陆道源本、亦黑迷失本和永乐南藏本等补人）。影印本《碛砂藏》共60函，593册（经文59函，591册，目录1函，2册）。全藏中函卷不详而经名缺佚者还有11卷尚未补入影印。后据美国普林斯敦大学的葛思德东方书店所藏的明代补抄配本《碛砂藏》和《洪武南藏》本查对，已有9卷经名核实。

《普宁藏》
杭州路余杭县白云宗南山大普宁寺大藏经。始刻于元世祖至元十四年（1277），至元二十七年完成。559函，千字文编次由于字至感字，1430部，6004卷。大德十年（1306），松江府僧录管主八从弘法寺本藏经内（即《赵城藏》版输入燕京后的元代补雕本）选出南方版本藏经所缺的秘密经约97部，315卷，刻完编为千字文武字到遵字28函，随同《普宁藏》一同流通。最后又补入约字函的7部，6卷，收入元代沙啰巴译的秘密经轨5种，白云和尚初学刻 白云和尚正行集2种。除武字至遵字的28函秘密经不计外（因详细目录佚失），应为559函，1437部，6010卷。该藏基本上是依据《圆觉藏》复刻的，版式略小，但刻工精巧细致，装帧古朴典雅。

《弘法藏》
相传刻于元牮官版卷轴式藏经，但至今尚未发现流传的印本。一般认为元世祖至元二十二年至二十四年编定的《至元法宝勘同总录》即系《弘法藏》的目录，共收经籍1644部，7182卷，数量冠于任何经录。据至元二十六年灵坠隐寺住持净伏的《至元法宝勘同总录·序》云：“大元天子……万几暇余讨论教典，与帝师语，诏诸讲主，以西蕃大教目录对勘东土经藏部帙之有无，卷轴之多寡。……遂乃开大藏金经，损者完之，无者书之。……敬入梓以便披阅，庶广流传……。”可见元世祖时仅是补写了金代遗留下来的《赵城藏》的元代第二次增订本。

元代官刻本大藏经
1982年12月在云南发现，仅存32卷，现藏云南省衅书馆。经版较现有各种大藏经为大，每版7个半页，42行。每半页6行，每行17字。行间疏朗，上下有外粗内细的双栏线，每版中缝及卷首经名下刻有千字文编次，版式为摺装本。在残存的32卷中，有2卷卷首附有元惠宗至元二年（1336）太皇太后施印愿文，字体为秀丽飘逸的赵体。卷末有诠经讲主等僧人及居士23人的名录，依北方少数民族文字行文惯例，由左起直行按僧职大小顺序向右排列。另有一卷的卷末，还附有参加刻藏的38人职官名录，也是按职位大小依次由左至右排列。这一职官名录为进一步考证元代官刻大藏经的雕造年代和研究元代职官制度，提供了有价值的参考资料。据对残存的32卷经册千字文编次的初步考察，全藏至少有651函，6500余卷，入藏内容仅次于《赵城藏》，应是当时规模最大的一部藏经。

《洪武南藏》
明代刻造的3个官版中最初版本。又名《初刻南藏》。明洪武五年（1372）敕令于金陵（今江苏南京）蒋山寺开始点校，至洪武三十一年刻完。全藏678函，千字文编次天辽至鱼字，1600字，7000多卷。永乐六年（1408）遭火焚毁。保留下来的唯一印本，址以1934年才在四川省崇庆县上古寺中发现，已略有残缺，并杂有部分补抄本和坊刻本在内。

《永乐南藏》
为明永乐年间据《洪武南藏》的重刻本，编次有所改动。经版57160块。全藏636函，千字文编次天字至石字，1610部，6331卷。经版藏于报恩寺，由南京礼部祠祭清吏司主管批准，供全国各地寺院请印，平均每年约刷印20藏，所以流传的印本较多。该藏虽系根据《洪武南藏》重刻，但书写和镂刻都不及《洪武南藏》工整。

《永乐北藏》
继《永乐南藏》之后，永乐十九年（1421）在北京雕造的大藏经。明正统五年（1440）完成。全藏636函，千字文编次天字至石字，1621部，6361卷；大批刷印分赐全国各大寺院。后在明万历十二年（1584）又续刻各宗著述36种，41函，410卷，并入该藏，并附《永乐南藏》4种经卷和目录，计5种，15函，153卷，改变了摺装本藏经的传统版式，加大了字体和片心，成为每版25行，5个半页，每行17字，字行也采用赵体。

《武林藏》
明永乐末年在杭州刻印的大藏经。1982年发现。仅残存17卷，为9种经籍的零散卷册。千字文编次，摺装本装帧。版式为每版30行，摺为5个半页，每半页6行，每行17字。其中两卷卷末刻有韦陀像，右下角镌有“永乐二十年六月”小字一行；一卷还附粘“释迦说法图”扉画一幅，近似南宋刻本《碛砂藏》所附的扉画。经卷字体较《永乐南藏》本肥大。按其千字文编次校对，和碛砂本、洪武本完全一致，基本上可能认定为碛砂本或洪武本的复刻。其中《大宝积经》卷101，系补刊本，字体较为草率，无补刊年代；但在全卷18版中，有8版的中缝都刻有施刊人姓名，大都冠以“杭州施工”字样。卷末还印有“杭州在城大街众字桥北杨字经坊印行”长方形牌子。此外，有12卷的卷末，盖有宣德已酉岁（1429）北京居民王真全家施经一藏奉福安寺传供的6行，112字愿文，从而可以认定这部藏经约在永乐二十年于杭州刻造。相传此前曾有方册武林本的雕造，因未见有流传的印本，所谓方册，要能即此摺装本。

《万历藏》
约在明万历十七年至清顺治十四年（1657）刻造的私版藏经。原藏广西全州金山寺（部分卷册内盖有“广西全州金册寺常住”长方形图记），后移藏于山西宁武县延庆寺（具体时间无考）。1979年初称藏宁武县文化馆。这是一部比较完整而过去未见记载的大藏经版本。全藏678函，千字文编次天字至鱼字，共收经、律、论、集、传等1659部，6234卷。现存660函，1563部，5997卷；缺失18整函及少数零本共96部，237卷。经过详细比勘，此本为《永乐南藏》的复刻本，由明惠王选侍王氏发心重刊，明代高级官员陆光祖、钱谦益、周天成、吴崇宗等和其他信徒助刻。扉画右下角有“南京桥卢巷内街口□□印造”。其中仿宋体补雕卷册甚多，并有近40名写经和刻经人题名。此藏在复刻《永乐南藏》的基础上，增收《永乐北藏》本万历十二年续入藏经41函，36部，410卷；最后又编入鱼字函的《天童密云禅师语录》13卷。此外，大字函中又有《大胆仁孝皇后梦感佛说第一希有大功德经》2卷1册。但未见载于目录。

《嘉兴藏》
明末清初刻选的私版藏经。又名《径山藏》。发起于明嘉靖末隆庆初。到万历七年基本确定。万历十七年在山西五台山开雕，一年内共刻500多卷。因该地气个性寒冷，二十年迁到浙江余杭县的径山继续刊刻。后又分散在嘉兴、吴江、金坛等地募刻，到清康熙十五年（1676）完工；由嘉兴楞严寺集中经版刷印流通。全藏分正藏、续藏和又续藏三个部分。正藏210函，完全按《永乐北藏》的编次复刻，千字文编闪天字至史字，末附《永乐南藏》特有的5种，153卷。续藏95函，收入藏外典籍248种，约3800卷。又续藏47函，续收藏外典籍318种，约1800卷。康熙十六年以后，抽去续藏5函、又续藏4函，收入内容也略有变动。计正藏210函，续藏90函，又续藏43函，2090部，12600余卷。该藏除了改变历来佛经沿用的摺装式装帧为轻便的线装书册式外，主要是在续藏和又续藏中收集了大量的藏外著述，内容包括疏释、忏仪、语录等。

《龙藏》
清代官版藏经。又名《清藏》。清雍正十一年（1733），于北京贤良寺设立藏经馆，由和硕庄亲王允禄、和硕和亲王弘昼及贤良寺住持超圣等主持；雍正十三年开雕，乾隆三年（1738）竣工，雕成经版79036块。全藏724函，千字文编次天字至机字，1669部，7168卷。版式和《永乐北藏》一致。全藏也分正续两部分，正藏485函，千字文编次天字至漆字，内容完全和《永乐北藏》相同；续藏239函，千字文编次由书字至机字，内容较《永乐北藏》有所增减。刷印100部，颁赐京内外各寺入藏。1935年又印过22部。经版原存宫内武殿，后移藏于柏林寺，至今尚存。

《频伽藏》
民国初年的私版铅印本。全称《频伽精舍校刊大藏经》。1909~1913年出版。全藏入经1916部，8416卷，分订为414册（包括目录1册）；合40函，千字文编次天字至霜字。经文用4号铅字排印，每页40行，每行45字，折为两个半页，有书口和边框，书口印经名、页码等。基本上是以日本《弘教藏》为底本排印，内容略有变动，删去部分日本著述。

《普慧藏》
《普慧藏》1943年由盛普慧出资在上海成立普慧《大藏经》刊行会，汇集南传、北传诸经论，校正前代印本之漏误，改订历代翻译名义之异同，广事搜集各藏以前之遗佚等，由芝峰、黄幼希、范古农负责编辑，经过数年经营，印出100册，内容包括部分其他各版未收的经、论、疏释及由日译本转译的南传大藏经长部经典二十三经，中部经典根本五十经篇，小部经中的本生经第一篇150个本生故事（以上3种都未译完）。因未编印完毕，发行面不广。纸版现存南京金陵刻经处。

小藏 汉文大藏经卷帙繁多，刊刻不易，因此，宋元以来曾有4部仅刻般若、宝积、大集（或华严）、涅槃等4部诸经86种，1091卷为一“小藏”的。如南宋景定陆道元本，元建阳报恩寺万寿堂本（即亦黑迷失本）、吴兴妙严寺本，都是据《毗卢藏》、《资福藏》或《碛砂藏》校勘而雕造的小藏。

房山石经
隋大业（605~617）间，幽州（今北京地区）沙门静琬，秉承其师南岳慧思的发愿，于房山雕造石刻大藏经一藏。其目的是防止佛经被焚，借以长期保存。房山石经自静琬始刻，历经隋、唐、辽、金、明等五代（元代时除个别佛教徒对少数经碑作了修理外，刻造工作完全停顿）在刻造过程中，曾得到历代皇室、官员和佛教信徒的捐施和支援。唐开元十八年（730），金仙长公主曾大力施助，奏请玄宗赐给大唐新旧译经4000余卷，作为石经底本，并命西崇福寺沙门智昇送往房山石经山交付。因此，房山石经中保留着不少唐代宫廷抄本佛典的原貌。但房山石经没有按照大藏经的编次顺序刻制，而施刻信徒往往凭一已之意愿刻制，如《金刚经》和《般若波罗蜜多心经》等流行较广的佛经，重复刻造的较我。因此，所刻经种只有1100余部，有的经只刻其中一部分，并且还包括几部道教经典在内。因此，它不是一部完整的大藏经，但具有与各版木刻本大藏经不同的一些特点：①保存了50种以上的各版大藏经所没有的经籍；②绝大部分石经镂刻技术精湛，书法秀丽，不仅是有价值的佛教文物，也是中国书法和雕刻艺术的精品；③经文后附有约6000则施刻人题记，有明确纪年者约四分这一，这些题记反映了当时幽州、涿州、范阳等十余州郡的政治、经济、文化状况和工商业发展情况；④施刻人中，有不少是历代的文武官员，其中的职称和官街，有的可补史籍记载所缺，有的可和史籍相互印证；⑤题记中所附刻人的籍贯和居住的城市、村镇、城坊等，对研究古代幽、燕、涿等地的政治区域规划，特别是关于燕京的城坊布局，提供了可贵的资料。

汉文大藏经随着佛教的传播，先后东传至高丽和日本。他们根据各版汉文大藏经进行复刻、排印或编纂，先后共有8个不同的版本。

《高丽藏》
据现有记载，《开宝藏》刻成后，印本曾在北宋端拱（988~989）年间传到高丽；其后的天禧修订本和熙宁修订本，也分别在乾兴元年（1022）和元丰六年（1083）东传。另外，契丹王朝在辽清宁九年（1063）也把新刻的《契丹藏》印本赠送给高丽王朝。高丽王朝得宋开宝初本后，即据以复刻，1025年完工，是为高丽藏初雕本。1090年又据《开宝藏》的天禧和熙宁两个修订本及契丹本加上高丽沙门义天所编《诸宗教藏总录》所收章疏典籍3000余卷，进行校勘，在兴王寺开雕《高丽续藏经》4000余卷；刻完后，和初雕本经版一同藏于符仁寺。1232年全部版本毁于战火，印本流传情况不详。1236~1251年又根据印本复刻，版本原藏禅源寺，1398年迁至支天寺，次年再迁海印寺，后曾刷印50部。1960年刷印12部，70年代以后，又影印改为书册式装帧，共45册。在海印寺刷印的50部中，先后有4部传入日本。1957年日本曾将其缩印为书册式精装本发行。全藏共639函，千字文编交天字至洞字，入经1522部，6558卷。

《弘安藏》
约在日本弘安10年至乾元元年（1287~1302）间雕造。仅有极少数印本流传，是否刻完全藏，情况不详。

《天海藏》
由德川家光发起，日本僧正天海主持，于1637~1648年在东睿山宽永寺雕造（一说为完成于1651年），又称《宽永寺藏》、《东睿山藏》或《倭藏》。活字版式，基本上以《普宁藏》为底本续补增添。全藏665函，千字文编次天字至税字，收经1453部，6323卷，摺装式装帧（现存目录千字文编次天字至最字，599函，1449部，恐有误）。

《弘教藏》
日本弘教书院于1880~1885年的铅字排印本。又称缩刷藏或校订缩刻大藏经。它采用中国明代智旭《阅藏知津》据天台五时判教的分类方法编纂，以《高丽藏》、《资福藏》、《普宁藏》和《嘉兴藏》4种版本相互对校，经文加句读，经题上附4种藏经千字文编次，32开本。全藏分为25个部类，1916部，8538卷，418册，40函，千字文编次天字至霜字。

《黄檗藏》
日本山城州宇治郡黄檗山宝藏禅院沙门铁眼（道光）在1669~1678年募刻，又名《铁眼藏》。以《嘉兴藏》为底本而有所增补，版式全同。全藏分为19个部类，734函（增加57函），1618部（增加32部），7334卷（增加563卷）。其后于1706~1710年和1828~1836年两次据《高丽藏》校勘修订，经版现存万福寺。

《卍正藏经》
日本京都藏经书院于1902~1905年编辑铅印。又称日本藏经书院大藏经或校订藏经。据《黄檗藏》校勘本，用4号铅字排印，线装书册式，共37函（包括目录和索引1函2册）。1~35函每函10册，第36函分为甲乙两套：甲套2册，乙套3册，共357册。内容分经、律、论、撰述4大类，18部门，1622部（不计目录和索引），6990余卷。全藏印完后不久，藏经书院失火，存书被焚殆尽，因此流传甚少。

《卍续藏经》
日本藏经书院于《卍正藏经》编印完毕后，在前田慧云主持下，由中野达慧负责，广泛搜集中国和日本历代未入藏的佛教典籍汇编成书。又名《续藏》或《藏经书院续藏经》。内容上至六朝遗编和唐宋章疏，下迄清代著述之缺佚。在编纂过程中，曾得到金陵刻经处杨文会、芦山寺式定和各寺院、居士们的支持。1905~1912年印行。内容包括950余人的译著，1659部，7143卷（总目5卷），分为十门六十三类；一编、二编、二编乙共三编151函，每函5册（包括目录1函1册），24开线装本，4号铅字排印，版式同《卍正藏经》。全部印就后，存书和《卍正藏经》一同被焚，流传不多。

《大正藏》全称《大正新修大藏经》
日本大正13年（1924）由高楠顺次郎和渡边海旭发起，组织大正一切经刊行会；小野玄妙等人负责编辑校勘，1934年印行。全藏分3个部分：正藏55册，续藏30册，别卷15册（内图像12册，总目录3册），共100册。收入佛籍总数冠于各种大藏经，计正藏、续藏、图像和总目录共3493部，13520卷。编辑体例也别创一格，经藏分为阿含、本缘、般若、法华、华严、宝积、涅槃、大集、经集、密教十类；律藏包括弥沙塞部、摩诃僧祗部、昙无德部、萨婆多部、解脱戒经（迦叶遗部）和菩萨戒等；论藏分为释经论、毗昙、中观、瑜伽、论集等五类；杂藏分为经疏、律疏、论疏、诸宗、史传、事汇、外教和目录等八类。续藏30册中除最末一册为古逸和疑似两类，专收敦煌古逸经、律、论疏和疑伪经外，其余29卷收入日本著述的续经疏、律疏、论疏、诸宗四类及悉昙。图象12册收入日本各寺院所藏历代有名佛教画像和密宗明王像、金刚像及各种曼荼罗图等363种。总目3册收入中国历代各版藏经目录和日本各寺院所藏的写本和刻本藏经目录以及大正藏勘同录、大正藏总目录、总索引、译著目录等77种，为比较实用的版本。但校核工作粗放，排印错字，错句颇多。此外，大藏经用语研究会编辑出版的《大正藏索引》，为佛教研究工作提供了很大的方便，（参见彩图插页第6~7页）（童玮）

中国《中华大藏经》编辑局主编。汉文部分将收录历代藏经中特有的经籍约4200余种，23000余卷。分为正续两编，分装220册。1984~1987年已出版20余册。正编以《赵城藏》作底本，按《赵城藏》千字文编次的目录体系影印。缺失部分以《高丽藏》补足。同时将历代藏经中有千字文编次的特有经论，按照内容的性质补入。正编所录经籍，除《赵城藏》外，还有如下诸藏：房山石经、《崇宁藏》、《毗卢藏》、《资福藏》、《碛砂藏》、《至元灵活》、《普宁藏》、《洪武南藏》、《永乐南藏》、《永乐北藏》、《龙藏》、《高丽藏》。其中《至元录》所载33部，238卷，除《圆觉经道场修证义》可据《卍续藏经》中补出外，其余已佚部分只能以存目阙经的方式编止。续编收录经籍包括以下各版藏经：房山石经（正编已收者除外）、《频伽藏》、《普慧藏》、《大正藏》、《嘉兴藏续藏》、《卍续藏经》。

为了便于检索，《中华大藏经》将编印以下七种索引，合为附录一册，随同《中华大藏经》一起发行。七种索引是：①经籍名称首字汉语拼音音节索引；②经籍名称首字笔画索引；③同经异名首字汉语拼音音节索引；④同经异名首字笔画索引；⑤译撰人姓名及其译著索引（按时代先后排列）；⑥译撰人姓名及其译著索引（按笔画顺序排列）；⑦梵语及英语经籍名称索引（按拉丁字母顺序排列）。（仲集）

中国佛教经录(Zhongguofojiaojinglu)

佛教经籍目录。也称“众经目录”、“内典录”、“释教录”、“法宝录”等。佛教传入中国后，译著渐富，部帙渐增，不同译本不断出现。为综理存佚，研核异同，因而创制经录。《开元释教录》称其为“别真伪，明是非，记人代之古今，标卷部之多少”，使佛教书籍，有典可征。历代经录的制作，约可分类四个阶段：

两晋时期 经录创始阶段。在此之前，《出三藏记集》曾引有《古录》（一作《古经录》）和《旧录》（一作《旧经录》）两种，《历代三宝记》还载有《汉时佛经目录》1卷和《朱士行汉录》1卷，但均系后人依托，不足为据。西晋早期，法护译出170多部佛经，遂撰《众经目录》（亦称《竺法护经目》、《护公录》、《竺法护录》1卷，记其所译诸经名目，当是最早的经录。其后，聂道真撰《众经目录》（亦称《道真录》、《聂道真录》）1卷，记载汉、魏、晋的译经，通录各代，且注明译出的时间、笔受人和经名异称，对以后经录颇有影响。东晋成帝时，支敏度撰《经论都录》（亦称《支敏讳莫如深产》）和《别录》各1卷，前者为总录，后者是分类目录，但已早佚，内容已无从知悉。就《历代三宝纪》所引来看，恐有后人增入部分。东晋十六国时有《二赵经录》（简称《赵录》）1卷，但所记不仅是前越和后赵时代的译经，而且有南朝时的译本，或是以二赵地域为范围的经录。以上各录，受时代和区域的局限，还处在草创阶段。到东晋宁康二年（374）道安撰《综理众经目录》（简称《安录》、《道安录》）1卷，才为经录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内容分经论录、失译经录、凉土失译经录、关中失译经录、古异经录、疑经录、注经及杂志经录等七部分。这种分类法综合了以前经录的优点，从内容到形式都有所发展。此录已佚，担重要内容都收入《出三藏记集》中，后秦僧睿撰《二秦众经录》（简称《二秦录》）1卷，以前后两秦时代译经为主，间及吴和北凉的译经。东晋道流撰《魏世经目录》、《吴世经目录》、《晋世杂录》、《河西伪录》4种，未竟而卒。其同学竺道祖继其事，书成4卷，称《道祖录》，断代的经录即从此始。

南北朝时期 经录逐渐完备阶段。当时虽南北分裂，而译事不辍，经录所撰渐多，体制日趋定型。分经、律、论，判大、小乘；再别为有译人、无译人和卷数；标明抄经异译，疑经、伪籍以及存佚经目等，作用大显。

南朝宋不详作者的《众经别录》（简称《别录》）2卷。大卷载大乘经录、三乘通教录、三乘中大乘录；下卷载小乘经录（篇目本阙）、大小乘不判录、疑经录、律录、数录、论录。此录以经、律、论为类，经类又依大小乘划分，疑经则另作专篇，比以前经录的分类更为恰当。同时在每经之下，用简明的辞句标明一经的宗旨，并以“文”、“质”等字样，作为对译本的评价，比以前经录也有进步。此录现有敦煌写本，残存上卷一部分。

南齐王宗撰《众经目录》（简称《王宗录》）2卷。通纪各代，分大小乘。道慧撰《宋齐录》1卷，专纪宋、齐译经，尤偏重宋代。另有不详作者的《始兴录》1卷，始兴即今广东韶州，故此录我记南方所译经籍，也名《南录》。梁僧祐撰《出三藏记集》（简称《僧祐录》、《祐录》、《三藏记》）15卷，今存此录共分四部分，第二部分“铨名录”即佛经目录。分为新集撰出经律论录、新集样解异出经录、新集表序四部律录（阙）、新集安公古异经录、新集安公失译经录、新集续撰失译杂经录、新集抄经录、新集安公疑经录、新集疑经伪撰杂录、新集安公注经及杂经志录等。其中经论录及标题安公的六录，乃是以《道安录》为基础加以订补而成，余则为僧祐新增。共著录2162部，4328卷。其分类和著录的方法，对以后的经录颇有影响，但考证有不甚确切之处。

梁天监十四年（515）武帝敕僧绍撰《华林佛殿众经目录》（一作《华林佛殿录》）4卷。记录宫廷所藏佛经。因不合武帝意旨，十七年又敕宝唱重撰，亦成4卷，名《梁世众经目录》（简称《宝唱录》），分为：大乘有译人多卷经、大乘无译人多卷经、大乘有译人一卷经、大乘无译人一卷经、小乘有译人多卷经、小乘无译人多卷经、小乘有译人一卷经、小乘无译人一卷轻、先异译经、禅经、戒律、疑经、注经、数论、义记、随事别名、随事共名、譬喻、佛名、神咒等20类，所分甚为详细，把譬喻、佛名、神咒等各自为类，并注意到注经和义记，扩大了所录的范围。并以有译、无译、一译、异译、多卷、一卷分类，对藏经的整理，有一定的便利。

北魏永熙（532~534）中，李廓撰《魏世众经目录》（简称《李廓录》）一书，分大乘经、大乘论、大乘经子注、大乘未译经论、小乘经律、小乘论、有目未得经、非真经、非真论、全非经愚人妄作等10类。是当时已译未译经的目录。

北齐武平中（570~576）沙门统法上撰《齐世众经目录》（一作《高齐众经目录》、《达摩 多罗录》，简称《法上录》），分杂藏录、修多罗录、毗尼录、阿毗昙录、别录、众经抄录、集录、人作录等8类。以杂藏居首，与修多罗分列，为它录所无。这已启经部再分细类的先声，后面4类对后世经录也颇有影响。此外，北魏菩提流支撰《译众经论目录》1卷、陈智敷撰《真谛翻译历》，都是个人译经的目录。另有南齐《释弘充录》1卷，北齐《释道凭录》1卷，梁《释正度录》1卷，陈《大乘寺藏目录》4卷、《王车骑录》1卷、《庐山录》1卷、《岭号录》1卷、《南来新录》、《一乘寺藏众经目录》、《东录》等，都已佚亡，内容无考。

隋唐时期 经录发展大成阶段。隋唐佛教进一步发展，所撰经录，体例完善，分类细致，组织周密，范围广泛，已在中国目录学中，别树一帜，成为自成体系的专科目录。

隋开皇十四年（594）法经等撰《大隋众经目录》（简称《法经录》7卷。前6卷为别录、大乘毗尼藏录、小乘毗尼藏录、大乘阿毗昙藏录、小乘毗尼藏录、大乘阿毗昙藏录、小乘阿毗昙藏录（以上六录每录均有众经一译、众经异译、众经失译、集体化 别生、众经疑惑、众经伪妄六分）、佛灭度后抄集录（包括西域圣贤抄集、此方诸经抄集二分）、佛灭度后传记录（包括西域圣贤传记、此方诸德传记二分）、佛教灭度后著述录（包括西域圣贤著述、此方诸德著述二分），共九录四十二分。其分类法已撷取前代经录之长并加以系统化，但著录译经只记时代，不详年月，不别存佚，排次不依时代，不注引用的出处，是其缺点。

开皇十七年，费长房撰《历代三宝纪》（亦名《开皇三宝录》，简称《长房录》、《房录》、《三宝纪》），15卷，分四部分：①“帝年”3卷，上列干支年号，下记佛教的废兴、佛典的传译，旁及当时史事，是最早的佛教年表；②“代录”9卷，记载东汉到隋16个朝代的译经和撰述。并把目录和传记合而为一，既可以见译人的身世，又可明了译述的渊源、宗派的师承、翻译的得失，便于知人论世；③“入藏目录”2卷，分大小乘， 为经、律、论三类，每类又分译人和失译人两项；④“总录”1卷，详载本书的表文、总序和全书目录，末附当时仍存的宋、梁、魏、北齐、隋六家详细目录和已佚的古代二十四有目录，保存了上代经录极其丰富而又宝贵的资料。此书由于好多务广，取材不够严谨，驳杂不纯，但对后世经录影响很大。

仁寿二年（602），彦琮撰《众经目录》（简称《仁寿录》、《彦琮录》、《琮录》5卷，分单本、重翻、贤圣集传、别生、疑伪、阙本等6类，是以《法经录》为基础补充而成。分类简明而不如《法经录》的细致。彦琮又撰有《昆化经录》5卷，这是大业中隋平林邑所获得的佛经，系在多梨树叶上用昆仑文写出。彦琮编定目录，分经、律、赞、论、方、字、杂书等7类，是一部专纪昆仑文经典的目录。又有智果撰《诸经目》分经、疑经、论、戒律、记。经、论、戒律中每类又分大乘、小乘、杂经3类，共11类，与法经、彦琮二录颇相近。

唐贞观（627~649）初年，玄琬撰《众经目录》5卷，乃就《彦琮录》补入后来译经而成。麟德元年（664）道宣撰《大唐内典录》（简称《内典录》、《宣录》）10卷，分历代众经传译所从录（依代纪人，即是代录）、历代翻本单重人代存亡录（内分大小乘及西域圣贤集传、大小乘下又分经律论，即单译传重译互勘的目录）、历代众经举要转读录、历代众经有目阙本录、历代道俗述作注解录（即中国僧俗所撰关于佛教经论的注解和著作的目录）、历代诸经支流陈化录、历代所出疑伪经论录、历代众经目录终始序9即唐以前经录的目录）、历代众经应感兴敬录（记关于经典的感应事迹）等10类。此录综合《法经录》和《三宝纪》的优点而成，被认为“类例明审，实有可观”。

麟德年间，静泰撰《大唐东京大敬爱寺一切经论目》（简称《静泰录》）5卷，乃据《彦琮录》增补唐代译经而成。又静迈撰《古今译经图纪》（简称《译经图纪》）4卷。主要依次记述译人的事迹，列所译各经名于传末，是经录的别裁，武周天册万岁元年（695）明 等奉敕撰《大周刊定众经目录》（一名《武周刊定众经目录》，简称《大周刊定目录》、《大周录》、《武周录》）15卷。分大乘单译经、大乘重译经、大乘律与大乘论、小乘单译经、小乘重译经、小乘律论与贤圣集传、大小乘失译经、大小乘阙本经、见定入藏流行目、伪经等10类。此录虽名刊定，但内容杂沓，繁秽甚我。

开元十八年（730）智昇撰《开元释教录》（简称《开元录》、《昇录》）20卷，分总括群经录（即总录）和别分乘藏录（即别录）两部。总录以译人为主，自录以译人为主，自东汉到唐19个朝代，记载其都城、帝系、年号、译者人数、所译卷数及存阙，然后再依译人年代先后，详载所译经籍名称、卷数、译时、译地、译本单重及译人小传，并附失译各经于末，间及此土撰述。最后一卷为叙列古今诸家目录，载已佚之古代目录31家及现存之目录10家。对现存者详载内容并有所评骘。别录以经籍为主，分为有译有本录、有译无本录、支派别行录、删略繁重录、补阙拾遗录、疑惑再详录、伪妄乱真录7类。最后两卷为入藏录，分大乘经律论、小乘经律论及贤圣集传3类。本书总录虽承袭前人之“代录”，而于译人、译经之考订、拣别，用功很深，超过前代经录。别录则分类精详，颇多创例，在经录中，堪称上品。智昇又有《开元释教录略出》4卷，即《开元录》第19、20卷见定流行入藏目。它标明部类、译人、纸数。注有千字文次第，是藏经的排架目录。北宋以后的大藏经雕版都是以此为蓝本。开元十八年另撰有《续大唐内典录》1卷，自注说是“历代众经传译所众录”部分，续载从麟德元年到开元十八年所译的经典。现存本不是智昇原书，而是《内典录》卷一的抄本残卷。智昇并撰有《续古今译经图纪》（简称《续译经图纪》）1卷。增补唐代译人自智通到金刚智等21人。另有说逸撰《开元录广品历章》30卷，今存15卷，记历代经典，尤详于唐代。每经之下具列品分子目，译经起旋年月，口传、笔受的人，可以和《开元录》相辅而行。每经列子目，是本书的特点。贞元十年（794）圆照奉敕撰《大唐贞元续开元释教录》3卷，记录玄宗、肃宗、代宗、德宗四朝的译经撰述，并载有上表、制诏、碑文等，保存了当时很多有关佛教的史料。贞元十五年（799）圆照撰《贞元新定释教目录》（简称《贞元录》）30卷。此书在《开元录》基础上，增加特旨承恩录于“总集群经录”之前，另补开元十八年后65年间新译入藏的众经和译人事迹，并据《续开元录》载入秦议、诏谕等文字，体例和《开元录》殊不一致。其后南唐释恒安于保大三年（945）撰《续贞元释教录》1卷，补充新编入藏的唐代译经和著述140部。此外，《长房录》载有隋《灵裕法师译经录》1卷，未详作者的《众经都录》8卷；《大周录》各卷引有《化度寺录》、《真寂寺录》、《福林寺录》、《义善寺录》、《玄法寺录》。又《法苑珠林》卷100载有道宣撰《西明寺录》1卷，《新唐收·艺文志》卷三载有唐文宗时王彦威撰《内典目录》12卷等，均早已散佚。

宋元明清时期 经录的演变阶段。由于大藏经目刊刻，出现了许多大世故经刻本的目录；又因大藏经部帙浩繁，阅读不易，出现了一些指导阅藏的解题目录。另外，自唐代佛教传入西藏地区，译经事业随之而兴，就有藏文大藏经的刻印；清代也用满文 译了大藏经。由此出现了用藏文与汉文经录对勘的目录、汉译藏文、满文大藏的目录等。

北宋大中禅符六年（1013）赵安仁等撰《大中禅符法宝录》22卷（今存16卷），天圣五年（1027）惟净等撰《天圣释教录》3卷（今存2卷），景祐三年（1036）品夷简等撰《景祐新修法宝录》21卷（今存15卷）；除《天圣释教录》兼记前代外，都是只记当代的译经，而于译人、教乘、部别、梵本来源、译场和翻译情况，及有奏、诏谕等记载颇详。自宋开宝四年（971）于四川刊印《开宝藏》以来，刻本的大藏经不断出现，宋有《崇宁藏》、《毗卢藏》、《圆觉藏》、《碛砂藏》、辽有《契丹藏》，金有《赵城藏》，元有《弘法藏》、《普宁藏》，明有《洪武南藏》、《永乐南藏》、《永乐北藏》、《嘉兴藏》，清有《龙藏》等。这些藏经都以《开元录》入藏目录为基础，略有增删。仅《嘉兴藏》在明《永乐北藏》、《永乐南藏》之外，续刊了汉地撰述400余种，保存了大量中国著作。它们都有目录（除《开宝藏》、《契丹藏》、《毗卢藏》、《赵城藏》、《弘法藏》外均存）。悉依千字文编号，是一种便于查检的应用目录。

大藏经数量过大，不易全部阅读，就有解题目录出现。天圣二年遵式撰《教藏随函目录》，叙述诸部著作大义，但早已佚亡，内容不详。崇宁三年（1104）惟白撰《大藏纲目指要录》（简称《大藏经指要录》、《大藏纲目》、《纲目指要》）8卷，依《开元录》入藏次第，逐函分列卷次，逐卷略录义例，钩玄提要，使阅者能了解宏纲。崇宁四年王古撰《大藏圣教法宝标目》（简称《大藏法宝标目》、《法宝标目》）8卷。元大德十年（1306）管主八续补成10卷，内容分总标年代、别约岁时、略明藏乘、广列名题（即各经的解题，以一经或一会为主，加以解说）四部分。但不及《纲目指要》详细。明万历四十一年（1613）寂晓撰《大明释教汇目义门》（一名《法藏司南》，简称《释教汇目义门》、《汇目义门》41卷，分华严、阿含、方等、般若、法华、涅槃、陀罗尼、圣贤著述等9部。卷首的《释例》，即分部的说明。此书按天台五时判教，依明南北藏。先后更置，分为8部，每经之下写示经文大意及论疏旨趣，汉人释经的注疏，即附于同部之后，有利于查阅。万历四十六年作者将上书节为简本，名《大明释教汇门标目》，4卷，每书之下，以一二语概括介绍，颇便检阅。南明桂王永历八年（1654），智旭撰《阅藏知津》，总目4卷，本文44卷，其分类较前大有改进，分经、律、论、杂藏四大类。经藏分大乘小乘，大乘中依天台判五时教次第而略有改易，分为华严、方等、般若、法华、涅槃五部，方等中又分显说与密咒二门，密咒包拓秘密部诸经及仪轨。律藏也分大小乘，在小乘律之下，附载疑似杂伪的律。论藏分大小乘，大乘论中，又分释经论、宗经论、诸论释诸部，下又别为西土、此土二科。杂藏分西土撰述、此方撰述。西土撰述中附外道论、疑伪经。此方撰述分忏仪、净土（净土宗）、台宗（天台宗）、禅宗、贤首宗（华严宗）、慈恩宗（法相宗）、密宗、律宗、纂集、传记、护教、音义、目录、序赞诗歌及应收入此土撰述15部。其分类，在《汇目义门》之上加以提高，条分缕析，组织更为严密完整。著录汉地的撰述相当广泛。

此外，还有藏满佛教经典的目录。元世祖至元二十四年（1287）庆吉祥等撰的《至元法宝勘同总录》（简称《至元录》）10卷，是元世祖因见西僧经教与汉僧经教音韵不同，疑其有异命两地名德对辩元差而编纂。因系汉文藏经目录与藏文藏经目录对勘，故名《勘同总录》。全书分两部分：①总标。标示本书大纲，内分4科：(a)总标年代，括人法之弘纲；(b)别约岁时，分记录之殊异；(c)略明乘藏，显古录之梯航；(d)广列名题，彰今目之伦序。②正文。分契经、调伏、对法三藏、每藏又分菩萨和声闻二乘，末尾有圣贤传记录。在菩萨契经藏中分显教大乘经和密教大乘经两类。显教大乘经中又分般若、宝积、大集、华严、涅槃、诸大乘经六门。密教大乘经中又分秘密陀罗尼和仪轨二门。圣贤传记也分梵本翻译集传和东土圣贤集传两类。这种分类法，大致遵照《开元录》，只是把密教和显教分列。本书以西蕃大教目录，对勘东土经藏，凡是有汉文译本也有藏文译本的，多将梵文原名用汉字音译注于经名之下。至藏汉译本有不同之处，则勘其同异，加以注明。但藏汉对勘上，也有疏漏之处。清康熙二十二年（1683）编的《如来大藏经总目录》与乾隆五十七年（1792）编的《御译大藏经目录》各一卷，前者是藏文版甘珠尔目录的汉译本，后者是满文版甘珠尔目录的汉译本。

日本、高丽的经录中也有记载中国佛教典籍的。唐代日本僧人最澄、空海、常晓、圆行、圆仁、惠运、圆珍、宗睿等入唐求法，将求得的经论章疏编成目录，称《请来目录》、《求法目录》等，现存18种，所记全是唐代已有佛典。885年，安然撰《诸阿阇黎真言密教部类部录》2卷；1790年，圆超、玄日、安远、平祚、藏俊、荣稳撰华严、天台、三论、法相、律各宗《章疏》；1094年，永超撰《东域传灯目录》，进行总括。宋代高丽义天撰《新编诸宗教藏总录》3卷，也属综录性质。这些经录多载中国佛典，很多不见于汉地经录著录的译本和撰述赖以存名，为研究中国佛教经录的参考资料。（苏晋仁）

《开元释教录》(Tianyuansijiaolu)

佛教经录。唐智昇编纂，20卷，“略出”4卷，共24卷。成书于开元十八年（730）。以编次严谨，记载翔实，校核精细著称。分为总录和别录两大类，各为10卷。总录又名《总括群经录》，内容系以时代为序，记载由东汉至唐代译师176人所出及失译经籍目录，并附有译人传记和古今诸家目录。别录又名《别分乘藏录》，分为七类记载大小乘经、律、论入藏目录：①有译有本大小乘经律论入藏目录；②有译无本大小乘经律论及阙本目录；③支派别行大小乘经律论及集传别生目录；④删略繁重别生同本异名各经等，删除目录；⑤拾遗补阙目录；⑥疑惑再详目录；⑦伪妄乱真目录（新编伪经及群录中伪经并诸家集钞等）。别录中最末2卷为大小乘入藏佛典总录，计收录经籍1076部，5048卷。

“略出”4卷内容和大小乘经籍入藏目录相同，但采用千字文为序的编目方法，以便寻榆（基本上每一个字摄经10卷）。智昇首创用千字文编目方法，便于众多佛典的整理、庋藏和检索，在当时是比较科学的方法；以后各种不同版本汉文大藏经的编定，都遵循这一编目方式。（童玮）

《法苑珠林》(Fayuanzhulin)

佛教类书。100卷。唐道世撰，因道世姓韩字玄恽，故《大唐内典录》著录《法苑珠林》题称沙门玄恽撰。宋代开始编入大藏经，历经元、明、清，各藏所列卷数均为100卷。唯《嘉兴藏》为120卷。

唐显庆四年（659），道世先在《经律异相》的基础上编成《诸经要集》20卷，此后积10年之功，于总章元年（668）撰成《法苑珠林》，100卷（篇）。首起《劫量篇》，终以《传记篇》。篇下分部，部又分小部，总计640余目。每篇开始多以简短的骈文总述大意；再以类相从，广采博集经、律、论原典故实，夹叙夹议；篇末或部末多附《感应录》征引感应事迹。该书虽基于《经律异相》而编纂，但摒弃前书以“圣凡差别”、“三界五趣”的分类法，以佛教的基础知识及日常生活规范等为重点。最后的《传记篇》，对东汉至唐初历代有关传译的经论、译者及中国佛教著作和因遭禁佛而佚失的经籍以至度僧建寺都作了记述；并对释迦牟尼的生卒年月和出家成道时日作了考订。

全书引用典籍达400余种。除佛教经论外，还引用儒家学说、道教经籍、谶续、杂著等约有140余种。自《开元释教录》行世以来就已不见原本的如《佛本行经》、《菩萨本行经》、《观佛三昧经》等50余种，在该书中都有引文。此外还有《西域志》、《中天竺行记》等佚书的引文十余条，可供研究印度中世纪历史、地理沿革者作参考。（贾题韬）

《经律异相》(Jingluyixiang)

佛教类书。50卷，另有目录5卷。南朝梁僧人宝唱等集。《开元释教录》题作宝唱撰。但该书序言中则有“新安寺僧豪、兴皇寺释法生等相助检读”等语，可见并非一人之作。成书于梁天监十五年（516）。

佛教传入中国后，佛经译本和中国佛教著作积累渐多，为了便于检索阅读，类钞纂集之作应时而起。先见于晋末，至梁而益盛。《经律异相》正是这种情况下的产物。该书按照出世间的三乘圣者（佛、菩萨、声闻缘觉）和在世间的五趣众生（天、人、鬼、畜生、地狱）的划分，撮钞经律故实，以类相属，分天、地、佛、诸释、菩萨、僧、诸国王、居士、贾客、庶人、鬼神、畜生、地狱等22部。旨在于显示佛教境界的广大、行果的殊妙，以引起人们对佛教的敬信。

该书基本上是直接钞录经律原文类编而成。引用的经律典籍相当广泛。据统计，属于已佚失而赖以传存的经籍约有140余种，如《三乘名教经》、《天帝释受戒经》、《悉鞞梨天子诸佛说偈经》、《过去弹琴人经》、《折服罗汉经》等。其体例和内容为此后佛教类书之先河。唐道世的《法苑珠林》和《诸经要集》即以此为基础而进行编纂的。（贾题韬）

《翻译名义集》(Fanjimyiji)

佛教辞书。南宋平江（治所在今江苏苏州）景德寺僧法云编。7卷，64篇。系将散见于各经论中的梵文名字分类解释、编集而成，另有别行本在《阅藏知津》中作14卷，明代藏经作20卷。该书共收音译梵文2040余条。各篇开头为总论，叙述本篇大意。对音译梵文，一一举出异译、出处并进行解释。所据资料，除经论外，还旁采音义、注疏及其他佛教著述，对世书经史之类也有所引用。共引用书400余种，作者百余人。对比较重要的名相，详加论释，但以天台宗的观点为主。对历代重要的翻译家有专篇记载。卷首有自序，阐述了编集此书的经过和目的：“思义思类，随见随录”，“前后添削，时将二纪，编成七卷六十四篇。十号三身，居然列目，四洲七趣，灿尔在掌”，为的是使后学者“免检阅之劳”。又认为由于时间、地点不同，方言有别，“遂致梁唐之新传，乃殊秦晋之旧译”。在宋唯心居士周敦义所作的序文中，保存了唐玄奘提出的翻译理论“五种不翻”：“一、秘密故，如陀罗尼；二、含多义故，如薄伽梵具六义；三、此无故，如净净树，中夏实无此木；四、顺古故，如阿耨菩提，非不可翻，而摩腾以来常存梵音；五、生善故，如般若尊重，智慧轻浅。”另附元普洽所撰《苏州景德寺普润大师行业记》，对编者法云的生平事迹有所论述。最后有“续补”数十条。编者说：“初编集时，意尚简略，或失翻名，或缺解 义，后因披阅，再思索之，复述续补。”（高振农）